世界读书日｜聆听历史回响，致敬会计人生——《会计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温暖荐读

以阅读致敬过往，用力量照亮未来。值此世界读书日之际，我们诚挚推荐阅读《会计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。本书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发起、汇聚众多机构与个人善意支持，是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的收官之作。翻开书页，聆听那些不可复制的鲜活记忆，感受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熠熠生辉的会计人生。

《会计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收录了24位会计前辈的口述实录，受访者出生年份横跨20世纪1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，时间线覆盖抗战期间会计教育、解放区财经建设、新中国会计体系搭建、改革开放后会计制度改革等。与2019年出版的第一辑、2020年出版的第二辑一起，较鲜活地展现了近百年中国会计行业的变迁脉络，留下了独特的会计史料。

第三辑收录的会计前辈，既有投身解放区会计事业、在战火中为根据地筑牢财经根基的离休会计管理者，也有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搭建中国会计教育体系、桃李满天下的学界泰斗；既有勇立改革潮头，推动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、首创地方会计改革框架的行业管理者，也有扎根特殊领域、开创林业会计核算新体系的实务开拓者。在口述中有前辈们亲历亲闻的第一手记忆，大到一项会计制度的诞生和博弈，小到过去跟着师傅学记账的细碎细节，都有原汁原味的记录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何培刚先生，是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的口述人，也是该项目的第一位个人捐款人。他的口述历史文稿，已收录于收官之作《会计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中。

早在2013年，何培刚先生便为会计口述历史项目提供了个人捐款，这是项目获得的第一笔个人捐赠，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关键性的支持。2023年10月，他应邀在家中接受了项目组的口述记录，娓娓道来一位北京首家民营合伙制会计所创始人，从车间核算员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的非凡历程。

完整讲述收录于《会计口述历史（第三辑）》第269–279页

何培刚先生的会计口述历史记录文稿摘录如下：

何培刚：

从车间核算员到会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

我的全家只有我一个读书人。我父亲解放前做过账房先生，新中国成立以后做过商业会计。出身贫苦的我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学一门手艺是关键，那时我选择了会计。

求学

我们学校最初是由一些从延安来的人大前辈创办的，是个大专，最初叫工厂管理学校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和首都经济学院合并了，后来又和北京财贸学院合并成了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。我们在校四年学得比较杂了，既有苏联的，西方的，也有中国的，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内容挺实际的。课程有苏星的政治经济学、文学、写作、工艺（需要看工艺图）、珠算、会计、统计等，都很扎实。考虑我们将来都是要管理工厂的，我们的课程不是大学那种全面的知识体系，更注重实用性。

当时教我们会计的老师是王又庄，还有邬凤翔老师教会计原理。当时学的是增减记账法，借贷记账法是后来才有的。我们学校属于商业部，增减记账法就是商业部推行的。

北京市建材工业局建材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建材工业局建材厂。到工厂就直接就下车间劳动改造。后来做车间核算员，负责填表，做核算统计。后来北京有四项指示，对有污染的，有噪声的企业，全都要撤掉改造，厂子下马之前得找替代产品，转做石膏板。改造厂房，申报基建项目，我就给基建会计打下手，开始接触建筑行业的会计，以及建筑企业的一些财务报表。在实践中，一边干活，一边看专业会计书，学专业性的基建会计，包括测量、勘探、看施工图等等。

化肥农药工业公司

1977年，我调到化工局底下的化肥农药工业公司。那时候的管理体制还是工业公司管理，化肥农药工业公司代化工局、代北京市管理北京市五小工业办公室，就是小化肥、小氮肥、小农药、小机械、小纺织这些，具体做财务管理。在这个办公室具体做资金拨付、成本核算、预算、对下属企业的辅导，任务很明确，就是要扭亏增盈。北京市小氮肥当时在全国排名靠后，产量、质量、利润全上不去。我在化肥农药公司做了7年，最大的贡献就是北京市进步到全国第一名。国家一年原本得投进去基础建设费二三百万。我提议把下拨的资金变成奖金，只要达到几个指标，这些钱可以作为奖金奖励给工厂。我一个厂一个厂，根据产量、人数等等做出预算，跟上面要钱，拨下去，这钱不是技术改造费用，也不是补贴，而是预发的奖金。扭亏了，这部分全变奖金，原本亏50万，如果不亏了，这50万当奖金给你。在五小办公室财务科工作时，我和另外三位同事共同合作，负责小氮肥的扭亏增盈和培训工作。举办了几次小氮肥成本核算的学习班，吸引了全国各地财务人员来北京参加培训。我们使用自编教材，授课内容是小氮肥的成本核算。我充分介入到生产经营供销的各个环节，涉及化肥销售、保存、价格等问题。1977年小氮肥开始扭亏，经过大约三年的努力，1980年达到了最红火的时期。

康华公司

改革开放后开始实施经济放宽政策，残联组建基金会并用募集资金成立了三家公司：康华、康艺和康辉旅行社。当时康华财务聘请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是来自燕山石化的张凤桐。我做财务经理。进入康华也标志着我人生的第二阶段开始了。在康华，从增减记账法转变为借贷记账法，这是1985年我去康华后改的。康华财务部实际只有两个工作人员。张凤桐负责全面管理，他是财务经理，我是财务主管。我负责下到各分公司，处理拨款、结算、年报等事务。我们对会计人员进行了培训，从增减记账法转变为借贷记账法，同时也开始使用资产负债表。第一份资产负债表是我和冯淑萍一起完成的。康华要有财务管理，就必须有会计核算，需要建立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，于是向财政部求援。财政部指派冯淑萍和我一起，在航天五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研究康华的会计核算。我们参考国外的资料，会计准则、审计准则都是由社科院工经研究院的孙耀军老师翻译过来的。

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历

1992年，劳动部成立了中达会计师事务所，让我来办。当时国家的财政监督手段就是每年的财务大检查，查账的工作由事务所来干。

作为中达的所长，我从1993年做到1996年，最多时所里有十几个人，业务量达到了每年几十万，主要为劳动部的相关企业提供服务。当时大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并不是很清楚，普遍认为事务所的主要工作就是审计，没有其他的，要查出问题，不能有疏漏。中达事务所有十多个员工，有些是退休人员，有些是新招聘的，还有我自己找来的。我们经常需要和中注协打交道，向他们请示工作、学习经验，还要参加中注协组织的代表大会。当时中注协对事务所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，他们确定事务所的方向，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还组织对外联络，我们参与了很多中注协组织的外事活动。

我和国际接触比较早，早在1993年、1994年就和普华等几家国际大会计所有联系。我认为改革开放越深入，对会计的需求就越大，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准备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。1997年我正式成立现在中瑞诚的前身，北京瑞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。第一个客户是一家做肠衣的民营企业。我有一次在昌平遇到了一位女同志，我问需要会计吗，可以给你免费记账。她说可以，我就去了。每周去一次，用一天的时间，把前几天的账都记好，有时中午还会和工人一起吃饭。起初是免费代理记账，年底报税另收钱，第一笔收费收了2000块钱。

中瑞诚什么时候走上正轨呢？我们碰上了脱钩改制的机遇。政府机关办的事务所都脱钩改制，员工该走的都走了，他们的客户怎么办呢？我就抓住机会，接手他们的客户。当时中瑞诚有十几名员工。1997年和1998年合并一起，大概收入75万，当时其他事务所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元。到了1999年，我们业务就开始非常忙碌。因为许多其他事务所都陆续关闭了。有些客户听说我们还在运营，就自己找上门来。

中瑞诚专注于咨询业务，其中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和医疗器械公司。当时北京市的科技管理分为两个层面：一个是地方层面的小科委，即北京市科委；另一个是中央层面的大科委，即科技部。这两个层面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。作为咨询顾问经常和企业打交道，我认识到政策需要统一。在那半年的时间里，我主要帮助科技部制定政策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，比如取消原有的科委补贴制度，改为奖励制度。奖励可以直接发放到个人头上，这样企业就可以直接受益。

我们和科技部签订过一份合同，负责向北京市的相关人员解释相关政策，包括给银行系统的人员进行培训。在讲课过程中，我建立了良好的声誉，后来被邀请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财务顾问。一年后我带领团队参与了国家开发银行一项大型的清理业务。这期间，我主要和科委打交道，在他们召开的大会上义务讲解会计政策、评估政策、审计政策以及税务政策。后来，科委邀请我担任科技部的评审专家和财务专家，负责评审各地的项目，拥有一票否决权。我作为专家做了8年，这成为中瑞诚的一个特色业务。科委已经聘请中瑞诚作为首席专家，制定政策时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包括最近针对科技人员奖励、科技经费以及科技人员待遇提高的法规。

入世以后，中瑞诚迎来又一次发展机会。财政部的李爽和我们讲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工作机会会变得更多，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会大量涌现，我们需要开始向企业提供审计服务。当时中瑞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年收入四五百万。随着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增多，通过科技部的口碑，我们在国家机关中也取得了更好的口碑，发展的机会也随之增加，光北京一个所已经不能够满足业务需求了，就开始在各地设立分所。

自我评价和对年轻人的忠告

我一直遵循两个准则、两个原则。两个准则：即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。两条原则是公司制定的，主要涉及自我约束：对上不请客送礼，对下可大吃大喝。对上级不请客送礼，我空手来，不像其他公司一样带礼物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行业的价值，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它。我经常向大家讲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的发展历史，以及会计为什么成为政权手段。历朝历代的改革都涉及会计，会计政策的重要性不可忽视。我对年轻会计人的忠告就是要坚定信心，明确目标，努力学习。